扯淡的《老炮儿》,扯淡的影帝

2015金马奖的影帝是冯小刚冯大导演,我非常喜欢冯小刚导演的以大都市小市民为主角的电影,所以我对冯导亲自披挂上阵的电影《老炮儿》自然充满了期待。元月份网上就有了枪版,我赶先看了一点点,因效果不好,我生怕浪费了好电影且损害了影帝精彩的表演而不肯看下去,只等到今天,清晰版的电影网络首播,我终于看成了。可惜,观影结果是大失所望,好片?影帝?我只能呵呵了。

中午边吃饭边看,看到一半时,我就预测说:什么破电影啊,估计就是一帮老了的坏人,遇上了一帮新的坏人,双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干了一架。当时没看完,因为想钓鱼。下午钓完鱼接着看,果然。只不过我确实没有管虎导演高明,他居然还增加了一个“打大老虎”顺带连虎崽子都消灭了的正能量故事,哈哈,高明啊高明,佩服啊佩服。

冯小刚导演饰演的“老炮儿”六爷以及他的那些同伴们,其实就是一帮三十年前严打过的对象。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中绝大多数早就不再沉湎于年少时的轻狂,早已混迹于社会各个阶层,要想这把年龄的他们聚在一起为其中某个人打架?我看门儿也没有。想不到的是,皇城根儿下,在导演的镜头中,居然还聚集着以六爷为首的那么些江湖浪人,在逐渐变老的过程中,在失去了昔日混乱年代的土壤后,居然都心怀着昔日的豪情,还想抖一抖昔日的威风,于是一呼百应,说来就来。呵呵,六爷真是他们大爷啊。只不过导演增添了所谓的侠义,更重要的是他们学会了“讲理”:这事儿那事儿的,“一码归一码”,得“掰扯”清楚,没理,掏钱;有理,即使是中队长执法不当,也得道歉,一小巴掌打将回去。哈哈,什么是“牛”?什么是“虎死不倒威”?这或许就是了吧。

只是不明白,最后说了“不报警,按规矩来”的六爷,居然向中纪委举报了贪官,而且愣说就不是报警,就没有违反他六爷定下的规矩,也让我对导演的机智、爱国和正义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只看见,冯导饰演的老炮儿,为给儿子报仇,加上自己已经病入膏肓,开始耍起了光棍儿,以正义的名义,毁灭了对方。呵呵,这类似于情妇反腐举报贪官,得不到利益,就拼个鱼死网破,哪有丝毫“咱老百姓也得为国家”的伟大和正义呢?

各行各业的老坏人们,为了帮助六爷,在冰湖上真聚集起来与新坏人们恶斗了一场。只是开始说好了的“知道轻重”“别跟人弄残了”,最后却是指挥刀、双刀还有杂七杂八的伤人杀人玩意儿一起上,我还以为管虎导演真有啥新点子好办法,会像《茶馆》中那样请来头面人物,聚在一起吃碗面讲个和呢,呵呵。最终导演还安排他们从看守所中正义且得意地凯旋,真不知道导演宣传的是法律胜利了,还是整治新坏人就得依靠老坏人出马。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恶人须用恶人磨”吗?

说实话,冯导在影片中的表演,除了臭着一张脸,表情极为生硬外,我看不出有啥精彩出彩让我受到感染的地方。当然,我得承认我真不懂表演,或许,没有表情便是最深不可测的表情,类似“我的世界你不懂”、“此时无声胜有声”或者“唯见江心秋月白”?我当然能够理解,为何一大帮明星们,齐齐出马,甘当配角,哄着六爷,因为将来哪一天,没准冯大导演指不定要邀请谁做主演呢。我难以理解的是,金马奖居然把个影帝封给了冯导,难道是会当导演会拍戏,就一定超级会演戏?不然怎么一当主角就“影帝”了呢?

我喜欢看CBA,认识许多曾经的优秀运动员当主教练当得很棒的,但我从没有见过哪个优秀的主教练,摇身一变成了优秀运动员的。我自己是个高中老师,优秀的学生长大了只要愿意,成为优秀老师真是指日可待,但我也没看见哪个优秀的老师,转眼能变成优秀的学生的啊。呵呵,也许是导演导的电影多了,看演员表演多了,自然就“看会了”,或者给演员说戏,说多了自己就“说会了”,谁知道呢。这真是印证了古人说的那句话——“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啊。呵呵,佩服,佩服。

2013年十大流行语,你猜对几个?

1.中国梦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国家博物馆主办的“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梦是理想,是目标。中国梦的基本内涵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人民要共筑中国梦,共圆中国梦。必须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才能实现中国梦。中国梦以其清新的理念和亲和的风格,为广大民众所认同,并日渐成为主流话语之一,成为2013年度的全民流行语。


2.光盘   光盘就是吃光盘中饭菜的意思。2013年1月,北京一家民间公益组织发起“光盘行动”,倡议市民就餐后打包,“光盘”离开。随后,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号召大家“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争做节约达人,向舌尖上的浪费说再见”。“光盘行动”迅速席卷全国,“光盘”被捧为时尚新词,“今天你光盘了吗”成为流行语。


3.倒逼   倒逼,即逆向促使。按照常规,甲乙两事物,甲动则乙动;如果一反常规,乙先动逆向促使甲动,这种逆向促动,叫作倒逼。倒逼来源于经济领域中货币供给的倒逼机制。如今扩大了使用范围,“由下而上”“由流溯源”“由果问因”等行为,都可以称“倒逼”。习近平、李克强等国家领导人,在讲话中多次用到“倒逼”,提升了这个词的流行度。


4.逆袭   从日语引进的新词,意思是在逆境中反击成功。比如在球赛中,一支球队先输后赢,可以称逆袭;一支弱队战胜了强队,也可称作逆袭。如今意义和用法拓展,新事物冲击旧事物、后浪推前浪等等,都可称逆袭。逆袭表达了百折不挠、奋发图强、充满正能量的精神。


5.微××   “微”本指小、细、轻、少、弱等,也可表示某些计量单位的百万分之一,如微米、微安(安,安培的简称)。如今,“微”成了一个时尚语素,生活中出现了一批以“微”命名的新事物,如微博、微信、微新闻、微电影等等。社会正在迈进“微时代”,“微××”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模式。“微”是现代科技的产物,也是一个时代的标签。一个不起眼的“微”在现代社会中释放出了大能量。


6.大V   指的是在微博上十分活跃并拥有众多粉丝的公众人物,通常把粉丝超过50万的微博用户称为网络大V。大V必须在一个特定的微博平台上获得个人认证,经过认证,其微博昵称后便会附一个“V”形图标。之所以称“V”,有两种说法:一说是VIP(贵宾账户)的首字母,一说是verify(认证)的首字母。大V几乎都是网络上的意见领袖,有着不容小觑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因此,大V务必维护好自己的形象,不传播未经核实的信息,不能成为谣言的传播者,否则,大V就成了“大谣”。


7.女汉子   “女汉子”指带有“纯爷们性格”的女性。她们爱美妆喜时尚,还能“干粗活打蟑螂”,集温柔和彪悍于一身,拥有女人的外表和汉子的内质。现代大都市中,竞争激烈,压力山大,许多女性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把自己变成独立、自主、强悍的女汉子。2013年荧屏流行“女汉子”,像孙俪在《辣妈正传》中扮演的角色,就是有个性、有主见、敢作敢为的现代女性。


8.土豪   本是汉语中固有词语。在20世纪上半叶,特指有财有势横行乡里的地主恶霸。今日之“土豪”源自网络,最初用于吐槽在网络游戏中“无脑”消费人民币的玩家,后来又泛指现实社会中富而不贵的群体。从字面上解释,就是“很土的富豪”,他们大多文化较低,品位不高,极其富有,有的还酷爱炫富。人们对“土豪”的态度,也不是一味地鄙视,而是既排斥又羡慕。“土豪,我们做朋友吧!”这句广为流传的调侃语,最能反映人们对“土豪”的心态。


9.奇葩   汉语中本有其词,指珍奇而美丽的花朵,常用来比喻不同寻常的优秀文艺作品,是地道的褒义词。如今广为流行的“奇葩”,则来源于网络,常用来比喻某人某事或某物十分离奇古怪,世上少有,常人不可理解,含有讽刺或调侃的意味。如有媒体曾经盘点全国众多景区“免收门票”的“奇葩”招数,包括“叫妈免票、属猴免票、背古文免票、穿短裙免票、姓朱免票”等等,招招都让人瞠目结舌。


10.点赞  起源于各大社交网站的“赞”功能。网民对网络上一个帖子、一篇文章或者一条微博的内容表示赞同、欣赏、支持或声援,可以点击一下帖子下面的“赞”图标。“点赞”就是点一个赞,“点”与“赞”是动宾关系。当下频频出现在报刊上的“点赞”,词义有了演变,它成了点评的一种。与点评不同的是,点赞只说好话,即只表示肯定、喜爱、赞美这一类意思。

语文高考180,你喜欢吗?

别人看北京市的高考改革,注重的是英语的地位;我看这一改革,注重的是语文的地位和语文老师的未来。因为,我是高中语文老师。


据说,北京市的高考改革,语文分数将提升到180分。表面看,语文得到了比其他学科更高的分数,获得了空前的重视,是对母语的尊重,应该还有着更为深远的社会政治意义,这固然是没错的。但是在现在的高考模式下,语文学科180分,究竟能决定什么呢?


——能决定学生对语文课堂的积极投入吗?


有人以为,一门学科的分值最重要,分值越多,越体现出其学科的价值意义。其实不然。一门学科的重要性,不在分值,而在于在考试中能和他人拉开差距,即分差。分差越大,越值得投入时间去学习。英语、数学和其他理科综合学科,它们的分差决定了学校的排课数量,以及学生的时间投入。


而语文考试的分差如何呢?可以说,在现在的高考中,语文是各个学科中分差最小的学科。按现在的150总分计算,一般情况是110分左右,极少量120以上或100以下的。只要不是作文跑题或完成不了试卷,任何一个学生就是不听语文课,不去刻意背诵,高考时他的成绩未必就比舍身投入的那些学生考得差多少,其分差不过是就是30来分。现在升到180分,分差能提升多少,决定了学生投入的力度。只要分差没有明显的拉大,每个学生的分数就不过是水涨船高。没啥分差的学习,谁有兴趣投入?


这和英语、数学的学习不同,它们是你跟着老师,学得认真到位,130以上直至150;学得一般,100左右;根本不学不练,那就准备十几分甚至零分了。这样就出现了巨大的分差。而学生也明白这一点。因此,在如此功利化的考试中,谁的难度高,谁的分差大,谁就是学生投入的重点。至于学后有什么用处,才不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呢。


其次,语文考试中分数的不确定性也影响到了学生投入的兴趣。语文考试就像体操、滑冰比赛,部分得分需要凭借印象。常常是语文功底不错、思考得深入的学生未必能在考试中拿到高分。而一些平时不很认真的学生,却每每能获得不错的成绩。究其原因,一是试题比较灵活,二是参考答案未必很准确,三是阅卷也未必很严谨。比如阅卷中的作文,虽然设置了客观标准,但在实际的操作中主观性很强。为避免出现较大误差,规定一个切入分,然后围绕此分数,打保险分的情况是常见的。而高考是两个人同阅一份卷,在误差范围内采用平均数,使得作文分数分差更小了。这么说来,学习语文就成了一项风险投资,如果学生只想获得过得去的分数,那么,干嘛要冒险投入那么多,耽误能获得高分的学科呢?


何况,语文学的是我们的母语,而母语可以随时随地地学习,不必完全依赖语文老师的课堂教学。我们可以从父母、朋友、同学学,可以从报刊学,可以从影视游戏学……拿最小的范围——学校来说,任何一个教师上课,从某种意义上讲都可以认为是在教语文。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学生貌似没有在语文学科方面作太多的投入,照样能取得不错的成绩的原因之一啊。——从某种意义上说,语文成绩是不是也可以算是其他学科的副产品呢?——对能够产生副产品的学科加大投入,是不是更加合理?


——那么,既然对学生学习语文刺激不大,分数上升为180,将对语文教师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希望语文老师暂时忍着点,不要忙着得意——咱语文受到空前重视了,学校排课、学生学习就得顺着咱性子来了。没那回事!这得2016才实施,而且是北京,不是各地都这样做。


其次希望考试时间不要增加,试题量不要增加。语文180分,是不是意味着考试时间继续增加,延长为3小时呢?如果是3小时,那么,题量肯定增加。增加题量,意味着阅卷任务加重。——本来考试后阅卷就忙得吐血,再给你增加30分的量,哭都哭不过来啊。


那么,如果不增加时间和题量,是不是把作文提升为90分呢?而前面说了,由于种种原因,作文成不了区分学生语文成绩的定海神针,最终也只能是由60分的稀泥池和成90分的稀泥塘而已,没啥意义。


所以我对语文增加为180分一点好感都没有,甚至万分地担心——希望它不要成为语文老师的额外负担,语文教学任务本身就已经很沉重了,如果语文学科最终成为影响学生上大学的焦点,那么,语文老师不仅身体劳累,而且精神也将备受摧残了。

湖北高考作文,你要把人引导到哪里去?

2012年高考之后,我就写过一篇博文《又是一种怀旧情绪——2012年湖北卷作文感受》,批评湖北作文试题一年旧书,一年旧信,充满了遗老遗少的气息。所以2012年在备考2013届高考时,我开玩笑说:去年旧书,今年旧信,明年会不会就是旧情人了?只剩下“旧情人”可以写了嘛。大家哈哈大笑。


不想专家到底是专家,比我们聪明,没有让学生写旧情人,而是再次出人意料,让学生去写了一个旧思想。


请看题:


你注意到了吗?装鲜牛奶的容器一般是方盒子,装矿泉水的容器一般是圆瓶子,而装酒的圆瓶子一般又装进方盒子里。方圆之用,各得其妙。正如古诗所云:“方圆虽异器,功用信俱呈。”人生也是如此,所谓“上善若水任方圆”。


请根据你对材料的理解,自选一个角度,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要求:明确立意,自定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


读罢2013年湖北卷的这个作文题,你是否有“旧思想”的感叹?


——反正我是有的。


首先让我们弄清“上善若水”的基本含义。考生没有资料,我们也就不用,直接分析,不难看出,“上善”就是最好的的意思,“若水”就是像水一样。再弄清“任方圆”。“任”是任意,“方圆”需要联系前面的容器,它们是用来装牛奶、水和酒这些液体的。进而联系出题人指导的方向——“人生也是如此”,可知是拿液体和容器来比喻人生的。那么,人生就是要“上善若水任方圆”了。命题者的意图似乎凸现出来,那就是——


人生最好的选择,就是像水一样,任意方圆。


表面看,这话没啥问题,它似乎要告诉考生:人生要与时俱进,因时而化,积极主动去适应社会。另外,只要在社会许可的范围内,想做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也应该是写作的方向。上述内容或许就是这次作文所谓正确的方向了。然而,细细思考这个题目,却发现它的导向没那么简单。


“上善若水任方圆”,核心动词应该是“任”字。“任”为任意,随意,只是,谁能任意,谁能随意呢?


表面看,出题人似乎是说考生(年轻人)可以任意随意,可以主动选择,可以自由成长;然而,根据题目比喻性的提示看,考生的人生就是前面所说的各种液体啊,而社会、规矩和专家们意见就是装他们的盒子。这些盒子决定了液体的形状:要他们方,他们就只有方;想他们圆,他们也只有圆。“任意随意”者,不是年轻人,不是考生,而是社会,是出题人!年轻人,考生只是被动者,是被人任意方圆的无奈者,可怜虫!


我以为,这个题目首先是比喻幼稚,应该是用牛奶、矿泉水和白酒来比喻不同特质和品行的年轻人吧,这很有些无聊调侃的意味。其次是以一种过来人老气横秋的教训口吻,吓唬即将通过高考来踏入大学或社会的年轻人——大学或社会要的不是你的创造,而是你的服从和懂规矩。


这个题目,从好的方面说,是规劝,是提醒。他的意思是,踏入社会了,一切必须按照规矩办事了,无论是考试,还是今后生活中,不能越雷池半步啊。社会怎样,不得过问;老师怎样,不得质疑;老板怎样,不得反抗。算是对即将从单纯学校走向社会的考生善意的提醒吧。


然而,从坏的方面看,他是在吓唬,在威胁:从现在起,你的一切不再由你做主了,作文我这样出了,我说了算。我说你立意正确,写对了,你就对了;我说你立意不对,你就不对。按我说的正确方向写,就对;没按我说的方向写的,就错。生杀予夺,都“任”我之意!一种妄自尊大的学霸之气已在这里展露无遗。


而最有危害的,就是旧思想,它的目的,我只能说是叫考生因循守旧,不思进取。与社会和时代的要求截然相反,也与鼓励年轻人积极向上、追求自我,积极创新背道而驰。


近三年的湖北高考作文,从散发遗老遗少的气息,到公然宣传不思进取的旧思想,显得越来越害怕与现实接轨,背离着社会的发展,与新课改的要求也越来越远,真不知湖北的高考,究竟要带着考生走到哪个方向上去!

别把课改装进套子

自从《普通高中课程改革方案》出台后,社会媒体重点解读的,学校、教师主要关注的,学生家长热切关心的,都在课改后高考将如何考上。这不得不让我想起高中语文教材上唯一的中学教师形象——契诃夫笔下的别里科夫,在他的身上,有许多值得我们从事教育的人警惕的地方。


“啊,古希腊语是多么响亮动听,多么美妙!”别里科夫如是说。
别里科夫是希腊文教师,他教授希腊文,并沉浸其中,完全将其和现实隔绝开来,成为他职业的套子。
我们呢,我们教授了不同的学科,不少学科明明与社会生活发生着重大的联系,但我们眼中只有高考这个套子,套子里只有考试要求的内容、方法和技巧。其余的,便是闲话,便是无价值,便会耽误学生宝贵的学习时间。于是,求学的艰苦和劳累便从7岁乃至更小开始,成为7-18岁孩子们的基本生活状态。特别是高中,孩子们起早贪黑,几乎每天十多小时的教室枯坐,做不完的作业,考不完的试卷——其他普通人一直享受的娱乐、锻炼、交流等,都一下子变成了奢侈或者异端。
只是,这样的学习,使得本身充满乐趣和探险意味的求知,变成了被动地寻求标准答案;使得本该是学生在学习中不断丰富自己完善自己,变成了学了就要变成分数的急功近利;使得丰富多彩的求学经历,变成了枯燥乏味的教室生活——而能否坐住,成了衡量一个学生好坏的套子式基准。
于是,我们教育出来的学生,就是拥有许多书本知识的人,就是学会了很多解题技巧的人。至于现实如何,如何拿书本知识认识、理解和解决什么现实问题,或是这些除了考试几乎一无用处的解题技巧究竟有啥实际意义,都不在我们的考虑之中。于是,到了大学相对轻松的环境下,很多人从内心厌倦了这样的学习,给自己定的标准变成了“考试不挂掉”就行。而大学,恰恰应该是一个人最懂得努力也是最好的读书场所啊,而这,却被我们那些套子式的教育毁坏了。


“难道中学教师和小姐骑自行车还成体统吗?”别里科夫如是说。
别里科夫不能容忍春游中教师科瓦连科和他姐姐华连卡享受骑自行车的快乐,也不能容忍科瓦连科平时“穿着绣花衬衫出门”、“在大街上拿着书走来走去”的“马虎”行为,于是积极地对其进行规劝,严格加以要求,试图把教师的生活都规范到套子里去。
幸好,现在的教师只要自己不太过分,基本上没人严加规范了;至多,说说女教师衣服的领口要高些,高跟鞋不要太响,说说男教师头发不要太乱,衣服还是要勤换之类。然而,我们却拿别里科夫般的套子对学生行为进行严格规范。我们是不是经常这样对学生说:“大家一定要遵守校纪校规!没有规定的事,坚决不能这么做!”我们是不是经常看不惯学生的发型?是不是经常批评学生不穿校服不带校牌?是不是常常责问他们:为何早上又迟到了1分钟?上课为何打盹?怎么又在看闲杂书?……种种责问,教师自然可以自称为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然而,这些“培养”,哪些是合理的,哪些只是为方便管理而形成的套子,需要认真加以清理。否则,把个性的鲜明当成异端,把正常的需求看做奢侈,也可能造成对学生的伤害。


“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别里科夫如是说。
这是别里科夫“教育思想”(或者干脆叫“管理思想”)的套子。为了防止出现种种乱子,他对学生、对同事、对所在的学校和城市进行多方面的辖制。辖制人,成为别里科夫“教育”的核心,成为严格管束着一切的阴沉沉的套子。
纵观现在的学校,承担的似乎不是教育的责任,而是保姆式的责任。于是,“千万别出啥问题!”就成了现在学校的管理套子。在这样的套子下,很多的高中,原来的春游秋游不见了,“危险”的运动项目都取消了,甚至课间出来跑跳嬉闹也绝迹了。为什么聚集着一大帮年青人的学校变得如此安静?那是人人都害怕出问题的结果啊。
一位老师说:“学生都怕我!”说这话时他眯着眼,十分得意,带着骄傲的神情。我不知道教师和学生究竟该是什么关系,但肯定不只是管制和被管制。当我们把某些未必符合教育思想的东西我们强加在学生头上,压住学生,让他们畏惧、驯服时,或许就是对他们精神、人格的扭曲。当我们把学生的恐惧感当作炫耀的资本时,正是在把教育装进套子里。然而,这却成了不少老师求而不得的真功夫,有这样“本事”的教师,居然能让不少老师羡慕。
只是,一群充满害怕情绪或者试图让人害怕的教育管理者和教师,能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呢?在这样的教育下,不可能培养出人格健全、思想独立、勇于承担、个性鲜明的人,而是培养出了一群貌似循规蹈矩,实则个性被残酷压抑,人格被严重扭曲的奴隶。


很多人将课改难以推进的矛头指向高考制度,认为高考制度不改革,素质教育缺乏外部环境,新课改理念就很难实现。记得有一次我跟学生说,考大学也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却听见一阵怪笑。为什么?因为在应试教育的体系内,我们从幼儿园起就开始竞争,早已视同学为竞争对手,把“一个好分数、一份好工作”当成了学习的终极目标。试问,有多学生真正了解上大学对自己的意义?有多少学生还记得最初的梦想呢?
印度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 中,男主角兰乔在学校里完全是个“异类“,在他看来“学习是为了完善人生,而不是为了享受人生”。有了他的鼓励,在摄影方面有天赋好友法函也勇敢地向父亲说出了自己的梦想:“爸,我做一名摄影师又会怎样呢?挣得少一点,房子小一点,车子小一点,但我会很快乐,会真正幸福。”把男主角兰乔视为眼中钉的查尔图是典型的“好学生”形象,在学校里,他把书本背得滚瓜烂熟。为了“第一”常常争得头破血流,毕业后的十年,他开豪车、住豪宅、赚大钱,,完成了当下中国最典型“成功模式”。 当他得意洋洋地去找老同学兰乔比拼时,却发现对方已经是拥有400项专利的科学家,而自己的饭碗还得仰仗对方的新专利授权。
当我们不再把课改装进套子里,而试图从学生身上找到青春的光彩和生命的活力,让他们勇敢、自信而健康地向着自己理想的目标发展,或许就找到了教育真正的方向。
(发表:《湖北教育》2013年1月第一期)

《小儿难养》人物谈

1、江心:似乎是一面镜子,叫人将心比心的意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而江心虽然渴望按照自己的想法活着,却又不能不为家庭活着。他的在别人看来的“不努力,没有上进心”,正是一种“为谁活着”的纠结。而最终,他选择了为媳妇满意活,为儿子将来前途活,变得努力而积极,这是他的成长。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未必不是他本心的丧失。将心比心,大家也都是这样活着的。这样的生活,或许更好。他能过得更好,是自己努力的结果。


2、简宁:并非如名字想的那样,简单就能宁静。这位打小就十分优秀的职业女性,一心只想做好工作,甚至有了孩子也不怎么尽心抚养,够得简单,但也理性得可怕。然而因为生孩子,职位被最好的朋友抢走,一再逼迫老公搞销售、伤老公的心,让婆婆抑郁,让老妈担心,内外交困下,想的却是恢复自己的社会地位,坚决要和老公离婚。鸡飞狗跳中,难以宁静。当然结局很好,儿子会叫妈了,自己职位恢复了,原谅朋友了,老公销售出色了,再次求婚了。简宁或许代表的是以职业为人生目标的那类人,剧作者通过这个人物,希望的是社会生活要简单而宁静,努力的人就应该获得丰厚的回报吧。


3、吴迪:似乎是无底——没有底线——的谐音,但我以为叫“无谱”——不靠谱——更合适。他以爱好为核心,以自我为中心,天天就是买镜头拍照片,只求快乐,不问结局。即使女友怀孕,父母逼婚,都没啥底线,更不靠谱,给人单纯可爱却又是绣花枕头的那种感觉,代表的是按照自己内心想法活着的一类人。当然,后来在女友巧妙的、老妈急切的逼婚下终于结婚的人,而最终结婚时的浪漫,给人觉得终于醒悟的感觉,无底也好,无谱也罢,吴迪终于回归到社会的主流,让人感叹:责任真的比自由更重要啊。


4、赵晓柔:晓柔的含义或许是小的地方柔和,却也分明隐含着大的地方不糊涂的意思。小的地方,她没心没肺,无论是对爱人,还是朋友,十分友善而随意,工作上也没啥追求;但爱情婚姻大事上,她却逐渐觉醒,到最终一点也不含糊。怀上孩子,借婆婆逼迫爱人结婚,走的是曲线结婚之路。谁说赵晓柔这样的女子简单了?复杂着呢。但她代表的善良可爱的特点和追求真正美好生活的愿望,却是这个社会所希望也必须给予回报的。


5、严道信:本是职业丑人,以解救公司、开除别人为职业,很严格、有方法、有信条或许是他名字的含义。但其内心还是善良的。因为,开除他人他自己也必须靠酒才能麻醉自己,摆脱内心的痛苦。而突然冒出的女儿和简艾改变了他,使他变得有道德、有信用了,也变得不再严厉而柔软了。这是一个中年男人成长的故事,是一个被爱唤醒而人性回归的故事。


6、简艾:一位简单的女子,一个富于爱心的人。表面落拓不羁,实则内心困苦,最后能收获爱情,实在是自己爱心的美丽回报。


7、徐昭仪:用剧中老黄的话评价就是:风光的背后,不是沧桑,就是肮脏。这女子有一定的能力,但又非常有限。因为职业观念的错误,因为要追求高品质的生活,不甘心总处于好友之下,所以用尽种种肮脏手段,对生活作过度索求。好在朋友最终大度原谅,才不至于滑得太远。算得是剧中唯一的丑角吧。

【转文】曹林《不讲理是开放社会的大敌》

不讲理是开放社会的大敌
曹林 《 中国青年报 》( 2012年08月23日   02 版)


    生活在这个社会,缺少讲理的地方,缺少愿意跟你讲理的人,很多人都缺乏讲理的胸怀与耐心,是让推崇理性、习惯于讲理的人,感到非常无奈、无力和无助的残酷现实。


    《人民日报》官方微博的管理者,写下这段微博时,内心肯定充满这样的悲凉,他说:一个乞讨排行榜,演化出一场舆论风波。唇枪舌剑中,一种现象令人担忧:什么时候,我们失去了理性对话的胸怀和耐心?什么原因,人群分成圈子,甚至南系北系、这派那派,从此不见守望相助,只剩龙争虎斗?共同生活的这片土地,正经历深刻转型,是走向聚合还是分化,取决于你我的选择。


    作为一个以讲理为业的人,央视主播张泉灵写下这段微博时,内心应该也涌动着同样的失望。她说:从小被教育要讲道理,长大才发现没那么多可以讲道理的地方。家里,不是讲对错的地方。职场里,期待以理服人的同学通常受过以职位服人的伤。网上,听你讲道理的人本来就懂那些道理。你想说服的人通常对事实不感兴趣和道理绝缘,他们只是按标签站队,寻找符合自己臆想的论据,感受板砖扔出去的快感,而已。


    当你张开嘴刚想跟人讲理,想用事实和逻辑说服对方的时候,却发现你面对的都是一群“只想感受板砖扔出去的快感”、无论你说什么他们都会回一句“脑残”的人时,你会悲哀地觉得,理性、理智、讲理的品质,在这个社会中正遭遇前所未有的鄙视、驱逐和羞辱。


    新兴的微博舆论场,在想讲理时常比较困难。浮躁的交流环境,使其成自说自话和党同伐异的温床。这里是一个圈子,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相应立场的人在这里寻找观点一致者成为好友,从彼此身上寻找认同和温暖,然后共同将矛头指向“敌人”;这里是情绪的渲染场,很多人想在微博中所寻求的,不过是一种情绪,表达的是一种情绪,转发的是一种情绪,通过对话想传递的,也是一种情绪;这里是极端主义的发酵地,语不惊人誓不休,语不极端就难以吸引到足够的关注和转发,极端便成为一种招徕眼球的不二法宝。


    当一个舆论场中处处流行着派系和圈子,当情绪成为一种强大的气场而压倒性的占据主流时,当极端主义甚嚣尘上的时候,当匿名和愤怒者,肆无忌惮地发泄着青春期的亢奋、生存的焦虑和人性之恶时,微博中,讲理必然成为一种稀缺的品质,讲理者必然成为弱者。这就是可悲的劣币驱逐良币,在网络暴力的伤害下,要想坚持讲理,必须锻炼出强大的不受谩骂干扰的心理,否则只有选择逃离。“有理无处讲”逼出了沉默的螺旋。


    微博是一个社会的缩影,它与这个社会方方面面表现出的“不讲理”是同源同构的,不过是世象中的各种不讲理投射到了这个放大器上。


    某些地方的官方,是不喜欢讲理的,讲的是权术,讲的是潜规则,讲的是“你再不闭嘴我就修理你”。他们不是以理去服人,长篇大论中只有空洞的口号和令人生厌的套话。没有共同尊重的逻辑和事实,没有共通的话语体系,就没有讲理,就无法对话,就只有各说各话的撕裂和伤害,对应是水与火的不相容。


    从一些专家的发言中,你看不到他们在讲理,在迎合、献媚、佐证中,充满着漏洞百出的诡辩、先入为主的判断和让人不禁捧腹的笑料。老百姓遇到麻烦时,找不到多少可以讲理的地方,遇到的经常是衙门的踢球、公仆的冷脸、法院的冷漠、媒体的势利(不够悲惨就没有新闻价值)和听说者的极不耐烦,这种“有理无处说”的现实,逼出了让人不安的暴力和无奈的炒作,有的选择了极端行为去吸引关注,有的则在仇恨中选择了报复。


    当一个社会讲理者受到压制,让人感觉无处讲理的时候,社会是危险的。不讲理,讲拳头和暴力,矛盾会激化;不讲理,讲诡辩和谩骂,智商会退化和被拉低;不讲理,讲人情和潜规则,腐败会进一步恶化;不讲理,讲圈子和派别,阶层会进一步分裂;不讲理,讲邪理歪理,法律被无情地踩在脚下,理性被无情地驱逐,良善被无情地碾压,对话和沟通机制自下而上地被打碎的时候,野蛮丛林中的暴力中,每一个人都无法幸免。


    迷失和迷茫的中国社会,正在寻找自己丢失的钥匙,人们心灵的钥匙丢了,社会正常运转的钥匙丢了。而这把钥匙的关键,就在于讲理精神的缺失——缺少讲理的地方、讲理的氛围和讲理的胸怀与耐心。

【转文】姜维群《说说“否定”》

说说“否定” 
姜维群(《中老年时报》2012年10月18日)


  现在似乎“不”字流行,尤其在微博上和报刊的文章里,一些书和文章的题目常论证这个“不”字。这个“不”字就是否定对方,否定别人。倘若想一想,世上哪一类人说“不”最多呢?有人立刻会说是有权有钱者。因为权钱在手的人腆胸昂首,颐指气使,最有说“不”的资本。其实说“不”最多的不是这类人,说来好笑,是幼儿园的教师。


  并非是说幼儿园的教师权力多么大,而是他们面对的对象是幼童,是一些活泼但难免任性,无约束乃至荒唐的“人之初”。所以说,“人之初”不是被肯定的,大多数的举止行为是被否定的。世间的事都是轮回或曰循环而行的,正如《西游记》中孙悟空提出的“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那样,长成人之后,爱否定的天性就自然而然显露出来。


  中西方文化不同,否定的使用也颇不同。现在正在进行的美国的竞选总统,给人的感觉就是否定对方。两位竞选人站在众目睽睽的荧屏里,唇枪舌剑地否定对方,而且丝毫不留情面。东方的否定大都是委婉迂回含而不露的。有句古话说“文人相轻”,“相轻”的含义是什么呢?还不是轻视甚至轻蔑对方,进而否定对方吗?如今书法绘画展览颇多,公开场合一片赞扬声,褒义词讴颂词遍地流,但在非公开场合,那些同行们少不了摇头撇嘴嗤之以鼻地予以否定。


  在古代的同时代文人中,相重的虽少却也存在,像李白杜甫,“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像白居易和元稹,友情维持了终生,都是发自内心地敬重对方。然而现实的许多情况是,甲画家举办画展,乙画家参观,乙说这也叫画啊,甲哪会画画呀。同样,乙画家举办画展也是如此,闻之让人愕然。背后否定人到如此地步,怎不令人咋舌?


  否定在言之有据言之凿凿的情况下,是有主见有原则的体现,倘乱使“否决权”,便是偏见嫉妒和心地狭隘。但否定不应该是权力的高压,而应是一种让人接受否定的艺术。被誉为人类出版史上第三畅销书的《人性的弱点》中说了这样一件事:在一家钢铁厂,几名工人中午正在“禁止吸烟”的标牌区吸烟,老板走过去给每人一支雪茄,尔后说:“如果能到外面去吸烟,我会更高兴。”这种肯定式的否定会让人心悦诚服记忆颇深,这种否定无疑是奏效的。


  我们几乎每日都在否定别人,在家中否定孩子的作业,否定爱人的饭菜质量;在单位否定同事或下属的工作;在社会上否定为你提供服务的人,等等。否定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但也绝非随手弃垃圾样的随意。当我们否定别人时,不要打击掉对方的兴致,切莫毁损对方的自重,也不要剥夺对方的自尊。同时,否定也需要一种气度一种雅量一种诚恳。不是暴怒情绪的迁移,不是嫉妒心理的宣泄,更不是私仇的报复。避开这些,否定则是一剂良药,一根神针,成为受用无穷的刻骨铭心。

莫言诺奖演讲词八问

莫言诺奖演讲词八问


1、莫言是从哪里写起的?这样写的好处是什么?
答:莫言是从眼前写起的,先写评委对自己亲人的熟悉,再对比引出评委不熟悉的人——自己的母亲,从而引出对母亲的回忆。
这样写由眼前到回忆,由已知到未知,巧妙过渡,引人入胜。


2、莫言回忆母亲,几乎每段一个故事,集中于哪个角度?各展现了母亲的哪些品质?
答:角度上,莫言是写“我与母亲”。故事上,打破开水瓶写母亲的宽厚、悲悯,拣麦穗写母亲的宽容、大度,给乞讨者饺子写母亲的仁慈、善良,卖白菜写母亲的诚实,生病也不放弃人生写母亲的坚强,宽慰儿子不丑写母亲的仁厚,而支持我读书听书买书,写母亲的远见。担心自己成为耍嘴皮子的人,侧面写母亲的勤劳、本分。


3、是否可以认为,莫言写母亲的这些品质,只是获奖后百感交集缅怀母亲,而没有其他什么作用?
答:不是。除了缅怀之外,更重要的是展现母亲对自己成长的影响。母亲鼓励“我”走属于自己的路,不仅成为“我”走上文学道路的引导人,更是“我”精神品质的塑造者。而先说母亲的品质以及对我的影响,突出了“做好人”才是活着的根本意义,并暗示了莫言“为人写作”的根本原因在于受母亲教育而从人的角度思考人生,展现人生。


4、说说莫言童年经验对他后来成为作家的价值。
答:莫言的童年经验有:(1)复述、借编造故事讨人喜欢的能力;(2)年幼辍学后的孤独与独处之时的种种幻想与想象;(3)混迹于成人之中的“用耳朵阅读”;(4)“万物有灵”的独特体验。
这样的童年经验,一方面展现了莫言从小具有的小说家的潜质,如感悟力、联想力、想象力、创造性等。一方面,莫言听到的感受到的和幻想出来的世界,成为他为了小说的素材。另一方面,莫言过早踏入成人社会,得以以儿童的视野看待社会人生百态,获得了社会生活经验和对人生的独到感受。而这些所见所闻所感,使他未来的小说具有了个性化的独特风格,是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原因。


5、莫言对自己最初的文学创作有何评价,对我们写作有何价值?
答:最初写作,“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文学价值很低。没有意识到“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自己“文学的富矿”。这一认识的提高,使莫言很明显地从为政治写作过渡到了为人写作,为不熟悉写作过渡到为熟悉写作,为他人感受认识写作过渡到为自己的认识感受体验写作。可见,写作首先应该是个人的事,是个人的观察体验和感受认识的一种表达。


6、莫言谈自己的作品,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和启发?
答:一是让我们知道了莫言具体有哪些主要作品,这些作品在他的创作中有何地位或意义。二是莫言用自己的写作实际,启发读者思考:展现个人的真体验、真感受、真认识才是有价值和意义的事。三是作家要有“自己的土地”,牢牢扎根于这块土地上耕耘,才能有所收获。同时,作家要多写自己、多写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四是学习大师的作品,是寻找自己前进的方向,而不是机械地、亦步亦趋地模仿。五是个性写作的重要性,无论是内容还是表达形式,都应该是个人的。六是心中有读者,有自己的读者群。七是丰沛的感情带来创作动力和灵感。八是小说是虚构的艺术,不要将现实的人和事等同于小说;九是要超越政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以展现人性的复杂性。十是要善于借鉴其他艺术形式,要有恰当的表述形式。


7、为什么莫言说,获奖被争议的是另一个自己?
答:因为那是别人眼中的莫言,是被人美化(鲜花)、批评(石头)或污蔑(污水)后的莫言,而非真实的自己。说明文艺批评虽然有价值意义,但对读者来说,更重要的是读作者的原文,从而根据自己的感受、体验去认识作者,而不要受别人解读的左右。这里是从阅读的角度强调个性体验的。


8、莫言最后说了三个故事,请根据自己的理解,任选一个角度,简要说说这三个故事的寓意。
答:试从宽容的角度回答。(1)故事一:以宽容的态度,允许别人拥有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允许别人发表自己的看法,允许别人对他人的看法发表不同的意见。(社会要宽容)
(2)故事二:有时候我们并不在别人眼里,没有必要有失落心理而强调自己了不起。以宽容的态度,允许别人看不上自己,保持别人自己选择的权利和心中的价值观。(作家要宽容)
(3)故事三:人人都有问题,不要互相挑刺,挑刺不能使人进步,反而遭受损失甚至毁灭。有挑刺的时间,还不如用来发展自己。即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别人的不足,完善自己才是最好的选择。(批评要宽容)

【转文】莫言诺贝尔文学奖演讲全文

莫言诺贝尔文学奖演讲全文:《讲故事的人》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子。但是有一个此刻我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拣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拣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煽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拣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的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的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的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了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的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的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兆,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己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面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到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苦,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把白天从说书人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的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的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子里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说的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我有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有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象。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作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之所伏,福祸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数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进行着的牛车社,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庭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 年2 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 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 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 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此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厌烦的,但我的人生是与我的作品紧密相连的,不讲作品,我感到无从下嘴,所以还得请各位原谅。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不仅仅是本国文学传统与外国小说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说与其他的艺术门类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与民间戏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说从美术、音乐、甚至杂技中汲取了营养一样。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了2005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的,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


  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


  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


  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谢谢大家!